又见蜀葵——这是笔者面对姚震西作品时的第一浮想，就像姚震西在西南山野中和蜀葵的不期而遇，修昂挺拔，烂然千朵，真是莫名的惊艳！我一直以为一个优秀的画家其成功之处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其对所表现对象的关切之情，尤其在直面自然风华之时近乎本能之兴味，那份幽微到似曾相似的心灵牵挂，就如古人所求“神与物游”的境地，恰恰是一位花鸟画家身份的象征。因而，对姚震西笔下蜀葵的认识也许更便于我们对其花鸟画艺术的解读。

　　据姚震西说，蜀葵是中国本土名命最古的一种草本植物，而现有文献所载，蜀葵作为一种观赏性植物多见于唐人题咏，且以晚唐居多，五代的徐寅就有诗赋蜀葵：

　　“剑门南面树，移向会仙亭。锦水饶花艳，岷山带叶青。

　　文君惭婉娩，神女让娉婷。烂熳红兼紫，飘香入绣扃”

　　诗中所言地名如剑门、锦水、岷山就说明了蜀葵的地域性，可见早在唐代蜀葵就生于西南，广被培植，更为时人所喜爱，其中“飘香入绣扃”句还暗示此花为闺中艳色，这在同时期诗人张祜的《黄蜀葵花》中得以印证：

　　“名花八叶嫩黄金，色照书窗透竹林。

　　无奈美人闲把嗅，直疑檀口印中心”

　　此诗描写唐人书房中供有色泽鲜艳的蜀葵花，无端为丽人纤指所拈闻嗅，一时人面花光相映，引人恍惚，直把蜀葵艳红的花蕊误为佳人樱唇吻就，是人增花色，还是花艳似人？诗怀微酣，意涉绮丽，晚唐风姿之幽媚，让人倾倒。寻之古藉，蜀葵不仅可点缀钗鬓，亦染于文几，古人闲中有录：取带露之蜀葵叶，捣烂研汁，填加云母便可制作色绿而光滑可人的笺纸，称之为葵笺，唐代的许远曾以此法制笺相赠白居易、元稹等诗友彼此传递唱和，一时成文林佳话。蜀中薛涛诗笺已让人怀想，更何况如此古艳之雅制，足以逗人相思。

　　摩娑诗史，蜀花倾城，依稀中不仅见红颜眉黛，亦多载文斋心迹，韦庄也有心事寄于蜀葵：

　　“薄妆新著淡黄衣，对捧金炉侍醮时。向日似矜倾国貌，

　　倚风如唱步虚词。乍开檀炷疑闻语，试与云和必解吹。

　　为报同人来看好，不禁秋露即离披。”

　　读韦庄此蜀葵诗或可印证晚唐人清艳蕴藉的诗心，而细辩笔端也不尽是凄婉之意，可以想象，昔日中原鼎沸，唐末文人为避乱纷纷入蜀，人文风气也由中原迁带入西南，正如韦庄所云：“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还乡无望，所幸还有西南的富饶秀美足可让文人倘佯花间，放情涤虑，甚至情怀别开有所寄托，蜀葵当可视为中原诗人领略西南风情所获之物，它作为一种富于文学意味的地志文本实成于晚唐，但如此花间尤物又何以被遗忘于历史文脉之中？颇为意味深长，笔者以为这和文化史上中心与边缘的兴替相关，君不闻“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民谚，青史中文脉之流向是随着干戈销烟的变幻而无常，一治一乱如潮涨潮落，沧海桑田，转眼成空，然涨迹未消，蜀葵就一个明证，其作为一个隐喻，让我们怀想西南历史中曾有过的一段文化鼎盛时期。如今，身处西南的姚震西对蜀葵的关切恰如俯拾昔时陌上花钿，攒簇遗珠呈现于我们面前，激活了我们沉淀于历史记忆深处的唐人梦境，发人幽思。我是在去年的全国美展首次见到姚震西笔下八尺巨制的蜀葵，写蜀葵一丛盛放于山野之中，作者信笔直取，意奇恣荡，落笔草草如蓬蒿不掩芳姿，色墨泓融似清英恍闻野香，尤其是当时在见过大批制作精细的工笔作品之后，骤逢笔墨如此淋漓的蜀葵，如遇幽谷佳人，寥落得惊人！

　　姚震西一直关情于蜀葵一样的西南山野花木，其在画室“平常花草堂”中遍植石斛兰、野百合、文殊兰、竹节海棠、车前草、绣球花等等自谓之“平常花草”，园中四时花木荣落华实，一任天机，主人栖游其间，索隐探微，顺天意而笔研之，日久情深，从而构造了笔下那个重叠于现实与古典的镜像：近观园蔬叶叶，花满畦径，丹青淡远而冷香习习；弥望草树蒙茸，轻烟微合，笔意有无间墨韵悠悠。花草一物虽微，而作者胸臆非凡，姚震西发愿遍访西南所特有之花草聚而写之，表面看卑之无甚高论，实际上高论又何妨卑之，对于花鸟画而言他是一个研究者，也是一位鉴赏者，同时又是一位亲尝甘苦的创作者，这种近乎自觉的花鸟画学科意识，可见其极富个性的美学品格，一如作者所要表现的花草趣味和选择，此中是以一种“边缘”视角完成自我品格的塑造，相信正是这些“边缘”的卑微生命才会为其艺境创造出新的天地。

　　“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妙诗”，中国艺术的妙处大多在不动声色中寓含隐语：淡语可以深情，极绚归复平素，读姚震西的花鸟画，似乎也近乎蜀葵一样的隐喻：在荒率中现雅训，在边缘中呈普泛，在执着中见率真，也正是种丰富性引人思量，但要说得太清楚也大可不必。